國家郵政局拒絕公開快遞企業(yè)"份子錢"信息

國家郵政局拒絕公開快遞企業(yè)"份子錢"信息

在國家郵政局的函復中，吳飛要求公開的信息屬于“依法不屬于我局的公開范圍”，因為郵政普遍服務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監(jiān)督管理具體辦法的指定工作，主要由國務院財政部門負責，故國家郵政局局對申請不予答復。

吳飛對這樣的解釋難以接受，“郵政普遍服務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監(jiān)督管理信息，既包含國家郵政局自己制作的信息，也包含其獲取的信息，理應由郵政局公開。”

信息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

2012年年底，國家郵政局牽頭起草了《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規(guī)定快遞企業(yè)應繳納郵政普遍服務基金，以補貼郵政普遍服務的發(fā)展。

這被輿論解釋稱為“份子錢”的服務基金，在吳飛看來，它的“公平性、規(guī)范性、統(tǒng)一性、合理性上都存在問題,有可能涉嫌壟斷”。

這也是吳飛申請公開該基金詳細信息的初衷。

北京市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曉原認為，郵政普遍服務基金“不涉及國家和商業(yè)機密，也談不上個人隱私，公眾對此有知情權，政府的信息應該面向全社會予以公開。而且，公民、快遞公司、專家學者各方都需要了解基金的運作、管理、收費標準等。”

根據(jù)2008年5月1日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行政機關對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應當主動公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反映本行政機關機構設置、職能、辦事程序等情況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規(guī)和國家有關規(guī)定應當主動公開的。

“《信息公開條例》要求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只有涉及國家機密和國家**時才不能公開。”武漢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教授秦前紅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郵政普遍服務基金顯然不屬于例外情況。

而國家郵政局認為，公開此項信息的主體應該是財政部門。

秦前紅表示，國家郵政局的理由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是不可完全拒絕吳飛提出的申請，“國家郵政局應根據(jù)申請人的要求，將其在整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到的情況等內(nèi)容，予以公開。”

“對于幾個部門聯(lián)合制定的文件，《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沒有明確規(guī)定。”劉曉原說，但這個基金管理辦法由國家郵政局牽頭制定，其產(chǎn)生和管理由郵政局負責，因此不能以自己不是該辦法的制定主體，作為不予公開的理由。

不少政府部門為信息公開設置“高門檻”

6月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布《中國電子政務年鑒(2012)》。根據(jù)年鑒的統(tǒng)計，地方政府近3年主動***息總量超過9200萬條，2012年增長率達到16.7%。同時，近3年地方政府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數(shù)量超過66萬條，2012年增長率達到16.1%，約80%的申請能夠以“同意公開或部分公開”的方式得到滿足。

對此，秦前紅的評價是，政府信息公開現(xiàn)狀“有進步，但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政府部門、機構和人員，在信息公開的意識方面有所加強，在預算公開，三公經(jīng)費公開等方面，可以說邁出了一步。但仍然不能讓人滿意，公眾還是覺得政府信息公開的**性、系統(tǒng)性等都不夠，有些部門的態(tài)度也表現(xiàn)出游移、躲躲閃閃、遮遮掩掩等。”他說。

有過多次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經(jīng)驗的劉曉原感觸頗深，認為“阻力確實很大”。

“政府部門對于公眾的申請，要么答非所問，要么就以涉及國家秘密等原因進行搪塞，雖然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是很多法院都不愿意對此進行立案。”劉曉原表示，不少政府部門為信息公開設置了“高門檻”。

“你申請政府部門***息，對方就要求你提供證明，證明所需公開的信息和申請人有利害關系，然而，這個證明在大部分時候是很難拿出來的，這就等于變相地限制了你要求政府***息的權利了。”劉曉原認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并沒有規(guī)定這樣的限制條件，這些人為的“門檻”有違法律精神。

“目前媒體的發(fā)聲過于千篇一律，而人民代表大會也難以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在進行信息監(jiān)督環(huán)節(jié)，就顯得過于擁擠，出現(xiàn)了密集的要求信息公開的這種現(xiàn)狀。”秦前紅表示，由于目前反映訴求的途徑有限，因此，都擠到申請公開這個狹窄的渠道里去了。

“促進政府信息公開還需要多方配合。”他說。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欠缺有效的問責和追究機制

“政府不能一直等著公民申請才進行信息公開，應該做到主動公開。”劉曉原認為，當前中國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亟待改進，而促進政府信息公開，首先需要將《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這樣的呼吁在學界并不鮮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萬華曾表示，“政府立法內(nèi)容上大多容易偏重政府管理法，人大立法在內(nèi)容上則可以實現(xiàn)公民權利法、政府義務法的定位，將條例上升為人大立法，更易從知情權保障的角度構建政府信息公開制度。”

現(xiàn)實情況是，公開條例中關于政府信息的外延并不明確，而模糊的事項范圍就給了一些機關和部門“可乘之機”，可以找到各種理由拒絕公開相關信息。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教授熊文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更應注重條文上的完善，以列舉的方式明確規(guī)定不公開的事項范圍；允許公民可以獲取與自己沒有直接關系的政府信息；補充規(guī)定允許公民就某項政府信息是否屬于國家秘密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裁判爭議的政府信息是否屬于國家秘密。”

秦前紅認為，政府信息公開難以落實，與程序上的“不精致”有很大關系。

“比如，申請公開的主體，要有一個過濾的機制。否則，政府可能遇到應接不暇的問題。一兩個人申請公開尚能應付，但如果是幾十個幾百個，政府可能就沒有辦法應付了。”秦前紅表示，政府信息公開制度還欠缺有效的問責和追究機制提供保障，“《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在這方面的規(guī)定不夠清晰，應該進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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